芜湖古城池变迁
芜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两千年的古代史上，城池几经迁徙变化，它们分别在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承着历史的血脉。吴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徽文化，西洋文化、海派文化，体现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也给芜湖这座千年古城带来别样风情。回顾芜湖古代建城史，籍以温故知新，以飨读者。
元代汪泽民《浦侯去思碑记》中有“芜湖古鸠兹”之语。“鸠兹”就是芜湖的古称，源于《左传•襄公三年》有“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的记载，这是有文字的关于芜湖的最早记载。其时鸠兹（邑或县）的辖境有多大，无考。公元前年，秦始皇巡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记有“（始皇帝）三十七年，十一月，（秦始皇）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阳，临浙江。......还，过吴，从江乘渡。”其中“丹阳”、“江乘”等与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丹阳郡（鄣郡）辖县”多有相同，秦始皇很可能经过了“鸠兹（芜湖）”辖境，可惜被司马先生一笔跳过了，否则也就是青史留名，名垂千古了。
当然，辖境与城池，并不是一回事。据考古认证，位于今芜湖县花桥镇的楚王城，即是当时鸠兹（邑或县）的城池，这个看法已经基本得到各界的认可，99版《辞海》对此亦有权威认定，“芜湖：县名，春秋吴为鸠兹邑，别名鸠江。汉置芜湖县。”
楚王城的规模，业经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认定，《安徽文化史》称“古城依山而筑，地势东高西低，城廓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370米，南部宽约300米，面积10万平方米。”那么问题来了，这样规模的城池，在当时算一个什么级别的呢？芜湖历史研究者们有多种说法，多数人认为，楚王城位于“吴头楚尾”，属于两国交界之间的“边鄙之邑”，有人甚至认为是一块“飞地”。其实不然。
根据《左传》记载推断，楚王城应该是一座王城，一座大都，但不是国都。在《左传》的诸多选段中，最著名的莫过“郑伯克段于鄢”，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郑庄公的弟弟京城大叔段建城超过一百雉（古代计量单位：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郑国大夫祭仲向郑庄公提出警示：“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同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语见《左传•隐公元年）按这样的标准计算，当时的国都，应该是一百雉，即三百丈长宽，折合计算应该是900-1000米长宽。楚王城现有长宽约为300米长宽，恰是三分之一，规模应该说是属于一座大都。
至于称之为“王城”，尚有商榷之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楚王城内是否供奉“宗庙先君之主”，无从考证。但后人所称芜湖古城皆曰“筑”，如民国版《芜湖县志》有“宋城不知筑于何时”“明初筑城”等语，似乎可见一斑。鸠兹（邑或县）更名为芜湖，始于何时，无考。但据《汉书》相关章节介绍，应该是公元前128年。《汉书•王子侯表》中明确将芜湖记载为“无湖”。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据《汉书》予以注释。后人有诗曰“百里芜湖县，封侯是汉代”。其时所封侯为刘敢，这与《辞海》记载的“改鄣郡为丹阳郡”的记载也是吻合的。
据相关芜湖史志典籍称，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将芜湖县治迁来现芜湖市区鸡毛山一带。迁徙芜湖县治在当时来说，军事上的意义更大一些。由于为了对抗来自北方魏国曹操的入侵，孙吴政权在芜湖对江的裕溪口（濡须口）摆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复征战，史书上多有记载。芜湖县治迁来鸡毛山，一方面是给江北战场提供后勤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江南形势使然。由于芜湖与孙吴政权另一座重要城市建邺（今江苏南京）相互呼应，形成保卫孙吴政权的重要屏障，因此，三国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备就大发感慨“江东形势，先有建邺，次有芜湖”（语见《南齐书•州郡上》），极言芜湖的形势重要。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芜湖在三国时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其标志就是孙权为表彰功臣大将徐盛，任命他为“芜湖令”。芜湖县衙的最高长官由“无湖长（芜湖长）”改变为“芜湖令”。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因为根据当时的官制，县民一万户以下的行政长官为“长”，县民一万户以上的为“令”。由此可证，虽然芜湖是一个因战争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但丝毫没有影响其成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和成长。至于三国时期，芜湖是否建城，无考。当然作为芜湖县城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城隍庙，倒确实是在三国时期出现在芜湖。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239）由于宋宗室赵与时的记载，芜湖城隍庙也成为了全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城隍祠”。
东晋义熙九年（413），由于北方郡县侨置芜湖，甚至“鸠占鹊巢”，芜湖被并入侨置县襄垣，直到南唐升平年间（937—942），方才恢复芜湖县建制，其间，虽然有“王敦城”的说法，但由于这一时期没有芜湖县治，因而没有芜湖县衙，同时也没有关于芜湖县城的记载。但王敦城的相关记载是对三国期间芜湖城址的寻找是一个参考。
宋城建造的时间，史志典籍上并无记载，但毁城的记载是有的。《芜湖县志•战事》云：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水贼邵青烧毁城池。那么芜湖宋城究竟建于何时？我们根据史料典籍的分析，可以推断芜湖宋城建设的大致时间。一是民国版《芜湖县志》介绍广济寺变迁史时，有“广济寺原名永清院，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广济门外，因名”。宋大中祥符年间系1008-1016年，值得我们关注。
二是林和靖诗作《过芜留咏》（又名《过芜湖县》）“山掩县城当北起”。“山”，按地理方位推断，应是赭山无疑，而诗意恰与芜湖地理环境相吻合。分析林诗人生平，他生于967年，逝于1028年，终生未娶，以梅妻鹤子为乐。他出生于浙江大里，长大后漫游天下，江淮江南一带曾是他的游历地区，后隐居杭州西湖。其《过芜留咏》一诗，当作于其漫游天下，游历江南时，这与前面所提“宋大中祥符年间，因宋城开设广济门，而将永清院更名为广济寺”暗合，因而推断，宋城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间，不可谓无据。至于宋城的规模，同样无考，但根据相应的史料典籍分析，可窥一斑。城北自然以广济门为准，临近今广济寺，应该无疑；城西则有张孝祥故居为证。史志记载，张状元家住城西升平桥，“升平桥旁状元坊，曾寓于湖张孝祥”。与升平桥、状元坊相邻的镜湖（陶塘），系张状元捐田百亩，汇而成湖，当是城郊（城外）无疑。城东的空间比较大，《芜湖县志》记载，东门外鼓楼冈、北门外高城坂（今红光支路）皆为宋城城区。至于城南，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滨临长河（青弋江），只能是到青弋江边了。
在南宋期间，宋城有过修缮维修，但到宋末元初，由于战争，芜湖城池再次毁于兵火。在没有城池的日子里，芜湖依然按照自然经济的发展规律，发挥着依山傍水的天然地理优势，得到迅速发展。元代泰定年间，时任芜湖县令浦源离任时，时人作《浦侯去思碑》，文曰：“芜湖古鸠兹，今为壮县。当南北之冲，舟车之所走，集民聚以蕃”。元代至正年间在浙江做官后因病回芜的黄礼亦作文称赞芜湖商业发展的盛况：“芜湖距河附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襁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
按照朱元璋明朝政权“非附郡者不城”的规定，必须是府一级（相当于地区）行政机构所在的城市才能建城，而芜湖只是太平府属县，自然不能筑城。由于芜湖于明成化年间开始设关收税，而且效益很好，肯定吸引贼盗的目光。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窜扰。嘉靖三十八年（1559）和万历二年（1574），芜湖县库两次被盗，损失高达12800缗（缗即“贯”，为1000枚铜钱）。如此巨额、重量的库银被盗运出城，自然与没有城墙保护有关。芜湖人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多次呈报奏闻，终于在万历三年（1575）得到朝廷的批准，芜湖明城建设拉开了帷幕。芜湖明城的建设在芜湖古城建设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其轮廓一直延续至今，其谋划的过程、商民乡绅参与建设的热情，都是无可比拟的，不仅在当时被称为“百城之冠”，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鉴之意。
芜湖明城建设伊始，按先后顺序共出台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比较简单，仿原来宋城规模，周长1900丈，投资规模70000缗。由于费银过多，而且拆迁工作量过大，因而没有得到批准；第二个方案更加简单，就是围绕县衙建造围墙，周长300丈，投资规模7000缗。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商民士绅的反对，因为这样的设计是将大部分人放在了城外，同样安全得不到保障。两个“拍脑袋”出来的方案被否决后，决策者们也确实动了一些脑筋，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原有宋城轮廓的基础上予以裁剪。裁剪按照三项原则进行，即一、靠近青弋江边，交通方便，便于运输，而且这里商业人口比较集中，占全城人口三成；二、裁其业态完美者，保留了相对比较集中的政治中心（县衙建筑群）、商业中心（南正街、南门湾、花街、鱼市街、米市街、薪市街）、文化中心（文庙、儒林街），保证了城市功能的发挥；三、裁公余闲地，尽量少拆迁，尽量不扰民。其中原来的文庙用地就被削减十分之三，并迁址到县衙东边城隍庙和察院废址重建（直至天启元年，因生员和士绅强力建议，文庙才回归原址）。经过多方协商，并报上级太平知府批准，最后确定城墙周长为739丈。由于方案考虑了商民乡绅的权益，建城亦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整个建城投资中，商民占七分之四，乡绅占七分之三，而县衙只花费“百金”，用于建造城门及城墙上的房舍。周长739丈县城的建设速度也令人惊讶，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即告竣，而且其牢固程度亦备受赞赏。时人汪道昆在《县城碑记》赞其“负山为郭，面江为堑，树屏翰，拥金汤，不劳而功多，不费而惠广，勿亟而事速成，殆一百城之冠也”。至于究竟花了多少钱？并无记载。但根据《芜湖县志》提供的材料，我们作如下推算：第一次方案：周长1900丈，投资70000缗，折合每丈37缗；第二次方案：周长300丈，投资7000缗，折合每丈23缗；折合两次方案中的单价，再次折中计算，应该是每丈30缗，乘上739丈，总造价应该是22170缗。
芜湖县城的建设给芜湖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芜湖的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更加集中，万历末年，芜湖县衙门口就竖起了两座牌坊，“江东首邑”“吴楚名区”，宣示了芜湖中心城市的地位。
由于芜湖明城在建造过程中城池压缩，商业面积受到限制，不利于芜湖作为皖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中心的发展。时任太平知府的钱立在芜湖城建好的时候，即授意在弻赋门（西门）外划出一片区域，作为商业贸易特区，清末“夹河迤逦至江口廛市熙攘之所”。（语见吴景祺《利涉桥记》，民国版《芜湖县志》）开启了芜湖古城顺青弋江向长江宝塔根发展的模式。
此后，随着镇江米市迁来芜湖，芜湖遂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而李鸿章家族在如今宝塔根沿新芜路、中山路到大官山一带置地建房，带动了一片繁荣。
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长江一线的开发，租界、海关、轮船公司、教堂、学校、医院等西洋建筑，与李氏家族开发的房地产连成一片，逐渐形成了新的城区。
宣统二年（1910），安徽巡抚朱家宝派员会同时任芜湖关道赵上达对西门外商埠这片新开发的土地进行丈量，东至县城，西至江沿，南至大河（青弋江），北至蒲草塘电灯公司、陶家沟，计东西615.9丈，南北平均349.7丈，周长1931.2丈。新城区的面积远远大于芜湖明古城的面积。
版权声明：本文由网络蜘蛛自动收集于网络，如需转载请查明并注明出处，如有不妥之处请联系我们删除 400-0123-021 或 13391219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