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10年工业革新记
安徽省芜湖市肯定不是一个具有存在感的名字。从春秋历经吴越楚，到解放后行政区域大大扩张，芜湖跟着时代变迁随波逐流，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下的大事件。
芜湖自称是干将莫邪这对双职工的铸剑地，苏州相门和杭州莫干山不答应，三个地方三个遗址。芜湖自称是四大米市之首，无锡不答应，官宣们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没有历史大事，没有古老传说，没有英雄烈女，没有战略能源，没有绝世风景。天下太平，默默无闻。以至于，要提及过去十年经济增速在前列的城市，恐怕也少有人会想到芜湖。
这是2018年相比2008年，GDP增长超过2.5倍的12个非省会地级市。没有列出省会城市，是考虑到省会集全省之力和人才，拿来与非省会比较并不公平。隐藏掉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依次是：合肥，贵阳，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银川，长沙。
这些地级市，在十年间取得14%到16%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而且在2018年，大部分都保持了高增长，其中5个城市超过8%。
遵义在这里面排名第一，但是如果扣除茅台镇所在的仁怀市，遵义的总增长会微微降低到325%，年复合增长率微微降低到15.6%。这样，列表里人口最少的芜湖就成了老大。
考虑扣除，原因是2013年开始，贵州省把仁怀市列为省直管市，由遵义代管，这就相当于老爸把大儿子家的奶牛借走，牛还是大儿子的，奶喂给弟弟们。仁怀的GDP占遵义24%，这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计入遵义市，但经济管理上脱离于遵义，说是遵义市政府的功劳，对仁怀和茅台似乎也不太公平。今年7月，贵州总算把仁怀还给了遵义。
当然，即便扣除仁怀，遵义依然排名第三，年复合增长率仅仅比芜湖低0.3%。
如襄阳和宜昌，在被设为副省会城市后，对周边形成或多或少的虹吸效应。再如榆林，这个油气城市的增长肯定令陕西兄弟羡慕而又不愿服气。包括芜湖，2011年无为县并入，扩大了GDP统计范围。无须纠结同一个梯队里的排名，这些都是中国过去十年最优秀的城市，都值得一写。
浙江湖州人章棣做过左宗棠的幕僚师父，后来到西北长期出差，专管粮饷。1858年，他的儿子章维藩在太原出生。1882年，24岁的官二代章维藩已经是庐州府无为州知州。他在任六年后辞职，据说是和朝廷政见不合。这个人是改革派。
辞职后，章维藩从无为搬到长江对面的芜湖定居，下海经商。两个地方相距只有几十公里，就是渡江麻烦一点。
当时芜湖已经具有一定的商业规模。1876年，英国一如既往地使用“自由贸易，不然开炮”的伎俩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中国开通第二批共4个通商口岸，其中包括长江沿岸城市芜湖。
英国当然不是为了打造米市而来，毫无意外，英国的目的是卖鸦片，其次是倾销纺织品。
但合肥人李鸿章看见了商机。他一手安排镇江米市迁到芜湖，他的家属乡谊趁机开磨坊和粮仓，当铺和钱庄；招商局芜湖办公室总经理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浩，这样又垄断了漕运。
1898年，政府在芜湖设立安徽米捐局，1902年，设立江苏米捐局异地办事处。这是两个大米税务所，所有安徽和江苏的米船必须缴税停靠。芜湖便成为粮食集散地，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
十九世纪末，招商局的开办人之一朱其昂在天津经营的全国首家面粉厂利润很好。招商局的几个创始人都没少做生意，今天已经很难讲清楚他们的洋务理想里有几成是私货。1890年，章维藩决定利用芜湖米市的优势，也搞一家面粉厂，以生产线来制作面粉和米粉。
先是选址，青弋江长江口江面宽阔，便于装船，米市在这里沿江兴盛。对面粉厂而言，原材料来源和集散中心重合，正是不二的选择。但乡绅和米贩表示他的烟囱破坏风水，搞不好还会倒下来砸。厂址只好沿着青弋江挪啊挪，建到了郊区。
接着，楼房刚造好，芜湖道尹说他用机器磨粉，取代就业不行。章维藩从香港借了一个犹太人，假装自己是外资，给跪洋派清政府施压，总算在1894把厂开了。
面粉厂开业后效益很好，章维藩几番进口英国设备，扩大规模，把包括李鸿章家族企业在内的传统人工磨坊冲击了一遍。荣毅仁的老爸荣德生在无锡开办茂新面粉厂之前，还自我组织，到益新面粉厂学习考察。后来荣德生成了全国面粉大王。
1921年，章维藩过世后子承父业，小章不善经商，加上30年代进口面粉倾销、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经济起落的背景，益新面粉厂陷入长期亏损，贷款度日。到1937年芜湖沦陷，全厂被日军侵占8年。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接手面粉厂，官员把资产洗劫了一遍，还给原股东，直到解放后，由中粮皖南分公司收购，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解放前，芜湖的支柱企业是益新面粉厂，裕中纱厂，明远电厂，被称为两个半烟囱。纱厂，电厂，以及同一时期的泰昌肥皂厂和裕源织麻厂等，都和面粉厂一样，在时代里随波逐流，被买来卖去，效益时好时坏。一直到解放后纷纷全民所有。
50年代和60年代，随波逐流的芜湖上马一批炼钢厂。不过芜湖的矿产资源一般，上游的铜陵拥有有色金属，下游的马鞍山拥有钢铁，在两个矿集区之间，芜湖显得像老天爷不赏饭吃。
到70年代末期，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体系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芜湖跟着大部队，什么都做。国家设定了41个工业大类，芜湖的企业几乎涉及全部。稍微规模大一点的，是一个卷烟厂，一个冶炼厂，一个纺织厂。
改革开放并没有马上带来变化。80年代初期，全面开花回声依旧，芜湖在小而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保温瓶，啤酒，玻璃，机床，纸板，羽绒服，编织袋，一家一个品牌。这些零零散散的小企业，构成芜湖的经济总量。
在1983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芜湖的自我定位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城市”。
直到1985年，芜湖小而全的经济状态运行得尚且可以，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9%。尤其是财税，同比增长21%，属于省里丰裕的人家。因此，安徽省把芜湖的财政上缴标准提高了1个亿。
在安徽省第七个五年（1986-1990）计划里，农业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次是轻工业，其三大支柱是食品、纺织服装、耐用消费品。财政收入上，以烟酒和钢铁为主要来源。
整个中国的思想，在此时日渐纷杂。有点想要按劳分配的意思，又不敢放开价格。
比如1985年安徽省的经济计划里，一边说“经济体制改革”，一边说“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管理下……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
同年，安徽一边出台了《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边又下发了《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坚决制止乱涨价的通知》。
与此同时，近旁的长三角已经醒了。江浙沿海地区的人民有一副浑然天成的经济灵魂。80年代，他们正在萌市场经济的芽，因为不好办民营，他们往往挂乡镇集体企业的牌子，政府默许，甚至很配合。而真集体企业的厂长们，也开始琢磨把厂盘下来。
在更遥远的深圳，视察蛇口的时候，对广告牌上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表示肯定，让蛇口松了一口大气。
外部的市场竞争开始了，内部的人员冗余越来越沉重，受到两方面的压力，80年代后半段，芜湖小而全的企业们出现亏损，严重时不得不停产。而1985年提高的财税上缴基数，在此时雪上加霜。
芜湖政府不是什么都没做，但到1990年之间的五年里，包括承包经营，生产自救，小企业捆绑成大企业等等，没有哪个政策真正扭转了乾坤。其中唯一一个接近治本的政策是关于打破铁饭碗的尝试，还在北京引起了争论，搞得芜湖政府有点狼狈。
只有一个人，他和时代有些格格不入。这个人不懂公司化管理，但他是个天生的个体户。他叫年广久。
年广久从60年代就开始一门心思赚钱。他卖水果的时候用收音机招揽顾客，换了个投机倒把罪。出狱后倒卖水产，换了个牛鬼蛇神罪。1967年，年广久决定改行，不是因为老被抓，而是水果水产都易腐，利润不好。他跟了一年老师傅，学得日后助他成为百万富翁的绝技：炒瓜子。
只会炒瓜子当然不能赚一百万。年广久的瓜子比别人好吃，还比别人便宜；买一包，他要送一把，不要都不行。“傻子瓜子”因此得名，成为第一代网红店，有时候排队超过1小时。
为此，营销鬼才年广久在门口挂了一条关于四个不排队的规矩：外地人不排队，独生子女不排队，结婚用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排队的人更多了。
1981年，年广久成立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不到一年，他雇佣了超过8个工人，正式符合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家的标准。
在后来的几年来，年广久一会儿是正面案例，一会儿是负面典型，一会儿和政府合营，一会儿和某些官员彼此攻击。他第三度入狱，被判缓刑，又被改判，宣布脱罪。对年广久的事情说过三次话，每次的大意都是：
改革开放伊始的十余年，安徽有17个市或地区。1978年，芜湖的GDP排名在省内第九位；到1990年，芜湖退了一步，排名第十。小而全的工业结构苦苦挣扎，沉重如山，尤其是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间，在全国GDP年复合增长率5.7%的情况下，芜湖的GDP连续三年负增长，财政连续三年赤字，每年多欠省财政1个亿。
整个80年代，芜湖留给今天的剪影里，不随波逐流的，似乎只有一个做小本买卖的天才，一个傻子。
前五年试图打破随波逐流的各种方案，基本上宣告失败。令人欣慰的是，事情没有做好，思想已然转变。
芜湖政府的头脑风暴做来做去，最后落到一个焦点上：存量的麻烦慢慢解决，先对外开放，从外部要增量。通过增量改善产业结构，提供就业，来消化未来对存量的改革。
对外开放，无非就是出去找钱，出去找人，让他们进来盖厂。吸引外商和外地企业，需要具备完善的投资和商业环境。硬件上是通路，像路桥与港口，软件上是优惠而灵活的政策。
首先有了通路，才有了无中生有的基础。1989年，芜湖把合芜高速和长江大桥的建设提上日程，设为大事。水路方面，芜湖恰好拥有安徽省最大的港口芜湖港，这也是一百多年前英国逼之通商的原因。
当时芜湖港的运输业务限于国内轮船。时任安徽省长卢荣景对此耿耿于怀，他在1988年的中央外贸体制改革会议发言时忍不住抗议：凭什么外国轮船可以进南京，不能进马鞍山和芜湖？
卢省长拿外轮说事的言下之意，其实是设立经济开发区。在此前公布的140个沿海开发区里，包括三个非沿海的省会城市，沈阳，杭州，以及紧邻马鞍山的南京。安徽省一无所有。
为芜湖和马鞍山争取支持，来源于安徽省开始认识到沿江地区有机会在经济改革里打头阵。七五时期关于以合肥、芜湖、蚌埠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正在转向八五时期的重点开发皖江。
觊觎开发区，这就涉及到软件吸引力。当时，得到开发区名额，意味着可以享受一部分对标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其中生产性企业享受所得税减半，经营期10年以上的企业享受“免二减三“（前两年所得税全部免征，后三年33%的所得税实际按照15%征收）。另外在金融上也比较容易获得支持。这是安徽，也是任何地方迫切需要的。
但在那个时候，另一种声音已经在质疑设立开发区的速度是不是太快。过河也只敢摸着石头过。
转机出现在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的消息。以浦东为核心对外开放，产业辐射到江浙，紧邻江苏西侧的芜湖就有机会分一杯羹。几天后，芜湖领导班子开了个会，立下这个长江沿岸城市的最新战略：
雄心壮志立好了，长江流域的希望也看到了。然而到目前为止，芜湖仍然没有经济开发区，没有税收优惠。涉及到税收政策，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擅自建开发区，特地发了个文件说严惩不贷。浙江奉化就是那个“擅自”，讨了一个通报批评。芜湖试图从上海找支持，上海的同志说，南京有开发区，芜湖没有必要搞啦。
这是个非常符合90年代中国优秀地方政府作风的行为：先搞起来，再软磨硬泡要批准。但是既然不能建开发区，只好取了个有点搞笑的立项名称，叫做“经济小区”。省政府暗里不反对，明面上要求不许做宣传。
接下来的两年，时任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一边安排干部学习招商引资的思想，一边四处奔波推进芜湖开放，落实开发区。1991年，芜湖港被批准对外轮开放；1992年，国务院设五个城市为第一批沿江开放城市，芜湖在其中，另外四个是重庆、岳阳、武汉、九江。改革大势下的这两个批准，加上经济小区早已建成，开发区的审批变得名正言顺。
这是金庭柏任市委书记的最后两年。此后他退居政协，继而退休，于2017年过世。
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芜湖经济小区正式变成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也是中部第一个非省会国家级开发区。两个月后，趁着视察的机会，芜湖请他参加奠基仪式。这样，也就把媒体带到开发区，向全国企业做了一个广告。
此时，路和码头都已经开工或建成。桥麻烦一些，国务院于一年前批准芜湖建设长江大桥，但由于分建合建等矛盾，铁道部、交通部、计委互相不服，导致到线年之久。渡江的人们和章维藩一样只能坐船。
毕竟最重要的开发区搞定了。下一步是招商。从1996年到1998年，芜湖花了3年时间，带来3家企业，形成日后的三大支柱产业。
宣城市宁国县水泥厂的设立，由安徽省政府批准于1978年，因为工厂的石灰石矿山叫做海螺山，便使用这个名字作为商标。
90年代，海螺水泥尚且名不见经传，但基建启动的背景下，目光长远的管理层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引进当时最先进的日本生产线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二是对外扩张，举债进行收购。而距离宁国最近的芜湖，刚好成立了经济开发区，刚好又拥有一家白马山水泥厂。
在芜湖上百个里面亏损外面负债的包袱里，白马山水泥厂是一股清流，年利税5000万，养活着其他入不敷出的本地企业。芜湖打算用这座金山换钱。
时任芜湖市委书记张平亲自找到海螺水泥。他想要的当然不会只有换钱。芜湖提出，除了收购白马山，请海螺把总部迁入开发区，最大程度享受税收优惠。作为交换，芜湖为海螺提供户籍指标，再把赭山公园东大门那块绝佳地段留给海螺盖员工宿舍。
12年后，张平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参与应对经济危机，当时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他的中专学历。在2013年的人大记者会上，张平说：改革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
回到1996年，海螺重组白马山水泥厂，在芜湖开发区设立新总部海螺集团，并投建海螺型材。第二年，海螺水泥H股上市，募集资金8.23亿港元。此后20年，伴随着海螺水泥A股的上市和海螺型材A股的借壳上市，海螺集团成功完成遍及全国的收购和技术装备国产化。
就在几天前，今年的世界500强名单公布，水泥厂出身的海螺集团排名第441位，成为安徽省本土企业里首个世界500强。
卖掉白马山水泥厂，带来一个总部和大量就业，芜湖拿了1.95亿。这笔钱比起水泥厂当初的利税，简直有点贱卖的意思。但比起今天芜湖海螺2000亿总资产、400亿净利润的规模，实在是太划算了。
而在1996年，芜湖的目的不仅仅是海螺的总部和新增就业。这1.95亿人民币，芜湖要造车。
80年代，市委书记金庭柏已经开始做汽车梦。当时众多亏损的小企业里，有一些汽车零部件厂，造整车能够消化这些产能。政府曾经到长春考察一汽，寻求合作，也曾尝试扶持三九集团造车，但是内部没有钱，外部中央政府对整车项目的规划与安徽不沾边，梦想一直耽搁着。
1996年，芜湖揣着这1.95亿到省里寻求支持，得到5个公司共计8亿的投资，凑足10个亿，用其中的2980万美元，从福特的英国工厂买了一条二手生产线。此时整车项目依然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和建开发区一样，芜湖决定做起来再说。
次年，安徽汽车零部件公司开工，时任市委副书记詹夏来兼任董事长。这是奇瑞汽车的前身。同样是这一年，浙江临海的吉利车厂开工，卖摩托车赚了钱的李书福，进军他口中的“四个轮子+两个沙发”行业。
詹夏来在国内国外到处跑，从汽车企业挖了8个人才，组成最早的管理层。其中，35岁的安徽人尹同跃原是一汽大众总装车间主任。他是奇瑞汽车现任董事长。
1999年末，奇瑞第一辆汽车下线。由于没有经过国家整车制造的批准，无法上汽车目录，也就无法上牌。在奇瑞的第一批交易里，商品是农用车，买家是四川人，不知道最后开到了哪个不查牌照的地方。
安徽汽车零部件公司卖了一辆农用车。这里面的幽默感和当年的经济小区如出一辙。
无奈的奇瑞通过无偿转让20%股份给上海汽车，挂靠上汽，取得销售资格。在合作协议的条款里，上汽写明不承担任何风险。直到2003年，已进入汽车目录的奇瑞和上汽分道扬镳，“上海奇瑞”正式变成“芜湖奇瑞”。
成立十年后的2007年，奇瑞第100万辆整车下线，成为第一个进入百万俱乐部的完全自主品牌。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首次负增长，奇瑞汽车销量75.3万台，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12.7万台，是中国汽车出口量最大的品牌，也是位列于海螺集团之后的芜湖第二大企业。
卖白马，换海螺，建奇瑞，这套组合，被时任安徽副省长汪洋称之为“安徽资产存量调整最成功的范例”。
完成1996年引入海螺、1997年创立奇瑞的芜湖政府，在1998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想象，这两家企业后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惆怅的工厂与工人，仍然在分门别类的小企业里，被年复一年的亏损折磨着。芜湖必须继续为开发区招商。
1996年，远在顺德的美的集团经过16年发展，已经拥有200多种家电产品，但组织架构上，依然是同一个生产部门，同一个销售部门。1997年，美的的销售额出现下滑，尤其是空调业务，从行业第三落到第七。创始人何享健决定改革，分出5个事业部独立运营。
与架构改革一起进行的，还有员工持股，大量招聘大学生等措施，以及必然的向北扩张。与此同时，海尔进入黄山，康佳进入滁州，安徽省通过相对江浙地区更低的成本，和更靠近中部城市的优势，努力在家电行业吸收投资。
家电业和汽车业一样，带动的上游产业链十分宽泛，芜湖政府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芜湖当地有一家丽光空调厂，规模仅限于一条生产线年，美的收购芜湖丽光空调厂，出资3000余万，占股75%；而芜湖政府出资2700万，只占25%，以表诚意，目的是要求美的承接丽光所有的职工。
美的选择芜湖的另一个原因，想必是芜湖已经对大企业执行的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比如第一年应缴税的地方留存是10块，第二年应缴税的地方留存是12块，芜湖把这2块钱返给企业作为再投资。第三年则返还大于12块的部分。这就相当于，在企业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芜湖地方政府总是晚一年收税。
美的的第一期工厂，次年就开始盈利。企业盈利后，芜湖政府主动退出占股，原封不动，只拿2700万。不止如此，芜湖对美的的讨好，达到了政府在全市要求“美的事无小事”的程度。何享健曾透露，自己每次到安徽都是领导接机。
此后多年里，美的各事业部多次对芜湖工业园增资，而美的的顺德供应商纷至沓来，渐渐形成了产业链，这又进一步吸引到科隆，荣事达，格力，日立，东芝开利，这些企业共同构筑起芜湖的家电产业集群。现如今，美的芜湖分部在芜湖企业百强里排名第三。
在开发区设立之后，这三年成为芜湖工业革新最重要的三年，大企业收购同质小企业，养活上游小企业，淘汰落后小企业。
1996年海螺集团的迁入是今天芜湖材料产业的起点，1997年奇瑞前身的成立是汽车产业的起点，1998年美的的到来成为电子电器产业的起点。三年之内，芜湖三大企业无中生有地建立起来，成为日后三大支柱的起点。
时至1998年，存量问题再也无法逃避，全国进入两害相权的国企三年脱困期。芜湖开发区争取来的新企业才刚刚起步，本地仍有200家中小企业资不抵债，陷入停产。
中央脱困政策里，有一条是职工下岗后进入待业中心（再就业中心），由企业和政府联合补贴生活费，等待企业好转后再回到岗位。芜湖认为这条不是长远办法，决定对企业进行彻底改制。不得不下岗的职工由企业支付安置费，企业盈利后，政府逐年以减税的形式将安置费返还。
此外，对于国企和集体企业里的福利组织，包括幼儿园，学校，医院等，政府尽量全员接手，让企业剥离社会职能。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为了解决多年积攒的多余劳动力，芜湖才会对外来企业如此殷切，做牛做马。但既要补贴职工，又要让利给企业，对财政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使得城市基础建设的进度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
矛盾在于，地方基础建设的收益体现在全社会，而无法体现在账本上，所以银行对此没有什么积极性。没有财政富余就搞不好配套，搞不好配套就招不到企业，招不到企业就没有财政富余，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1998年，芜湖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创造了“项目法人打捆”模式，成为银行资金支持地方基建的先例。
按照常规做法，一个项目，找一个银行，做一项贷款。芜湖的做法是，设立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由政府全资控股。这家建投公司作为平台公司，把公路等6个项目打捆成项目包，向国开行申请贷款10.8亿，期限10年。另一方面，把包括奇瑞在内的本地优质国有企业的股份划入建投公司，作为还款来源。
在这个过程里，政府选择最迫切的项目，用整个财政力量兜底。而政府的选择，逻辑上讲，一定是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经济效益，最后反应到财政收入上的那些。这样就构成了正循环。
这就是地方融资性平台，也就是城投平台的前身。2004年，黄奇帆的渝富模式名扬天下，正是改进自1998年的芜湖样本。
时至今日，由于贷款余额高企和绑定了土地，人们对城投债争论不休。但至少在当年，芜湖模式的成功毋庸置疑。
开发区，三大企业，基建打包贷款，十年里的三个硬生生的无中生有，使芜湖的工业结构从一大堆分散而孱弱的小企业，发展成三大支柱的雏形。
十年间，芜湖的经济总量从省内第九提升到第四，占比从5.16%提高到6.91%，年复合增长率19.4%；同期，安徽省年复合增长率16%，省会合肥年复合增长率18.8%。
十年时间，芜湖亲自打破小而全的工业格局，打开围绕核心企业发展产业集群的序幕。
千禧年，从1983年就成立筹建办公室，此后反反复复，直到1997年才开工的芜湖长江大桥，终于建成通车。自芜湖到对面的巢湖市无为县，从此不必再摆渡。
进入21世纪，精彩的十年历程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倒是接下来十年，两位市委书记站在了风口浪尖。
2004年，新华社一篇调查稿，把兼任奇瑞董事长的时任市委书记詹夏来推向舆论中心。文中语气很严重，说芜湖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的现象“成建制、成体系、成系列”。在关于“红顶商人”的哗然下，詹夏来辞去他在任7年的奇瑞董事长职务。此前奇瑞成为政协会议指定用车的资格也被取消。
詹夏来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离开官场，一心一意经营奇瑞。但他说：我只有做市委书记，才能保护奇瑞。
这里面难免有一丝不便展开的波谲云诡。汽车厂商的明争暗斗；官员在企业的心血与利益；以及更大的角度上，每当经济增长步伐越快，那些发展越好的地方，往往就有越大的念头摆脱束缚。
詹夏来的继任者陈树隆在任三年。同期，杨敬农是他的副手；曾于1994年到1999年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的倪发科，此时在任安徽副省长。以这三个人为首，安徽坊间传闻称之为芜湖帮。他们推动芜湖建开发区而吸血其他城市的说法，成为公交车杂谈。
这种粗暴的解释当然站不住脚。1990年开始争取开发区的三年间，溧阳人倪发科是南陵县的书记，而巢湖人陈树隆和怀宁人杨敬农分别在省外经贸和财政厅当小小的科员。后来争取三大企业入住开发区，主导人是以张平为首的三任市委书记，倪发科当时任副职；陈树隆和杨敬农初入芜湖则是2003年和2006年的事情，当时倪发科已经调任六安好几年了。
把开发区和三大支柱谣传为陈树隆一行人的功劳，对老书记金庭柏和张平相当不公。
2013年，倪发科被调查，后以受贿罪判处17年有期徒刑。2016年，陈树隆和杨敬农被调查，前者今年4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他的审判书上，罪名是“在担任芜湖……给予相关公司设备补贴……造成国家财政损失共计29亿……利用工作便利……买入相关股票……非法获利1.37亿”。
这里指的是上市公司三安光电。而厦门企业三安光电来到芜湖，是2007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王三运调任安徽。王三运的判决也于今年宣布为有期徒刑12年。
在芜湖的工业革新史上，这些人和事尤为引人注目，但实质影响要小得多。多年的经济数据是铁证。
可以看到，陈树隆上任市委书记的2008年，芜湖GDP总量已经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省8.45%。而彼时芜湖还没有吸收对岸的无为县，人口只有当前的三分之二，全省的3.5%。在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有代表性的18个地区”名单里，除了上一篇文章的丽江（链接：《丽江800年与时俱进记》），也有芜湖。
陈树隆和杨敬农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离开芜湖，也并没有打断芜湖的增长节奏。他们的来去变故中，芜湖保持优势，和第三位的距离越拉越大。
首先，盯住长三角，承接从长三角挤出来的机会，主要是提供成本优势，和对中部地区市场的辐射。不走捷径，天经地义地跟着土豪学生意。2016年，芜湖纳入长三角城市群。
第二步，把追求企业落户芜湖放在首位。正如当年舍弃纳税大户白马山水泥厂，换取海螺总部，芜湖在面对就业规模和所有权的选择时，不会犹豫。政府称之为“图所在不图所有”。
第三步，为不同的产业设立不同的园区，将横向或纵向相关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以少数大型企业为核心，多数中小企业为之提供产业链配套，相关部门为之提供精准服务，形成集约格局。配套和服务完善之后，再去吸引更多的同产业大型企业。
除了市辖区内的园区，芜湖也在县城设立园区，设计不同的产业方向。2018年，安徽61个县城的人均GDP方面，前三位有两个在芜湖，其中繁昌县人均GDP高达10.52万。
第四步，完成上一条之后，利用配套完善的优势吸引创业，扶持技术密集型企业，或者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
第五步，寻找一切可以发挥的空隙，继续无中生有。芜湖在这条路上走得十分讨巧。方特是一个例子。从2006年至今，深圳方特在芜湖建了四期主题乐园，规模巨大，申请到芜湖唯一一个5A景区资质。芜湖有一种旅游叫做方特游，耗时4天，每天玩1个主题乐园。
2001年之后的每一天，芜湖做的事情，都在重复这几条，重复她的90年代。这是一条简单而踏实的道路，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一步一步往上爬。
这一路径非常明确地体现在芜湖05年、10年、1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总体目标里：
2011年，芜湖长江二桥立项。几个月后，对面的无为县划入芜湖市，无为的特种电缆成为芜湖第四大经济支柱。
无为县的名字取自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这个章维藩当过父母官的地方经济总量不小，但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人均GDP比较低。
无为县的纳入，直观上会让人感到芜湖占了便宜。事实恰恰相反，这么做，原因是芜湖势头如日中天，而重心向东。把长江南岸的芜湖拉向长江北岸，有助于让芜湖的产业均匀地铺展，通过无为县感染更中部的地区。
事实上，假如扣除2018年无为县440亿的生产总值，芜湖的总量仍然傲居第二，而人均GDP将大大提高，达到11.8万，比合肥高20%。而计入无为县，这个数字变成8.87万，比合肥低10%。
人均GDP第三第四位的马鞍山和铜陵分别是8.33万和7.60万。这是安徽目前仅有的四个人均GDP高于1万美元的城市。第五位蚌埠距离尚远，在5.08万，第六位宣城在5.04万。其余10城，都在5万以下。
2018年，距离益新面粉厂开业已经过去124年。这家芜湖最早的工业企业的旧大楼，已经被改建为大砻坊科技文化园，用作芜湖的双创基地。章维藩的曾孙、华中师范大学的老校长章开沅到园区参观，留下“饮水思源，日新又新”的题词。章开沅拜托园区帮他打听益新面粉厂的两位工人，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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